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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维平、王玉龙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来源:网络   作者:杨子兴律师  时间:2020-04-27 浏览数: 119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5民终14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维平,男,1966年7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军,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祥力,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龙,男,194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荣,女,197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鑫洋,男,199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200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莘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200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莘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张爱荣,信息同上,系王某1、王某2之母

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兴,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倩倩,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韩维平因与被上诉人王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王某2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2民初2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维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孙怀印与上诉人韩维平之间未形成义务帮工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书第八页所述帮工关系所具备的特征为“帮工关系以被帮工人对帮工人的指挥为条件”,而在判决书第四页一审法院已查明“孙怀印在刑事庭审中称,送客人去饭店及在饭店吃完饭后送客人回观城均没有人安排自己,是自己主动让客人上的车”,故孙怀印婚宴前后拉人的行为均非上诉人指挥,其仅是顺路捎带,充其量为“好意”,一审认定孙怀印与上诉人之间系帮工关系是错误的。事实为孙怀印听说上诉人的儿子结婚后,提出要去帮忙,上诉人明确对孙怀印说接亲的车找够了拒绝了他的请求,而结婚当天孙怀印为还上诉人的人情坚持去帮忙,并且执意找了一辆车,凑了个双车,去女方家进行了接亲。对于举行完婚礼之后孙怀印顺道捎带亲戚到饭店及饭后顺道捎带亲戚回来的行为,上诉人均不知情。上诉人所订饭店有专车负责接送参与婚宴的人员,上诉人无需安排人员吃饭前后接送亲戚,这一事实与孙怀印在刑事庭审中陈述去饭店前后接送客人均没有人安排自己的内容相吻合。一审法院以“依据本地结婚习俗,女方客人的接送事宜,男方必然在事前对车辆、人员作出详细安排并有专人负责。并且孙怀印参与了接送女方娘家客人的整个过程”来推定事发时孙怀印拉的是女方客人及吃饭后孙怀印拉人返回“韩维平是明知和默许的,是受韩维平指挥和安排的”是错误的。首先,根据习俗,男方家仅对前去女方处接亲车辆进行安排,男方的人员到达女方后,到了吉时,将新人迎回。迎回新人时,女方娘家安排车辆跟随,女方娘家安排跟随的车辆是负责拉女方亲友返回的车辆,不存有男方在饭后继续安排车辆接送客人的习俗。其次,孙怀印也未参与接送女方娘家客人的整个过程,仅参与了去女方家接亲参加婚礼,婚宴前后,孙怀印并未参与接送女方客人,事发时孙怀印顺道捎带的也仅是上诉人的同村亲友,而非女方娘家客人。综合上述事实,上诉人对孙怀印驾车捎带上诉人的同村亲友回家不知情,孙怀印在未接受上诉人安排的情况下自愿捎带上诉人亲友的行为不构成义务帮工,上诉人也就不应对被上诉人的损失与孙怀印承担连带责任。二、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总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128325元,属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已就孙怀印所涉交通肇事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期间在法院的主持下被上诉人和孙怀印达成和解协议,由孙怀印一次性赔偿被上诉人因王某3受伤、死亡产生的物质损失共计28万元。被上诉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请求为孙怀印对其全部损失进行赔偿,现再次对上诉人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已构成重复起诉。如孙怀印与上诉人连带责任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是受害人对外部请求权的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上诉人并未主张将上诉人列为共同被告,也即其选择了直接侵权人的孙怀印作为赔偿义务人,且被上诉人与孙怀印已达成和解协议,放弃了对孙怀印的部分诉讼请求,因连带责任人对外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具有共同性、一致性、不可分性,故被上诉人放弃对孙怀印的赔偿份额,上诉人亦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虽引用《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但该条是连带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内部责任分担的规定,而一审法院违背该法律规定,认定“在孙怀印所应承担的赔偿额度的基础上确定韩维平承担剩余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该认定无疑加大了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假若,上诉人依一审法院确定的15%责任比例承担后,因被上诉人已通过和解协议的方式免除了孙怀印依法所应承担的赔偿份额,那么上诉人也无法向孙怀印行使追偿权,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因孙怀印的侵权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已被法院判处承担刑事责任,故精神损失费不属于被上诉人的合法损失范围,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失10000元是错误的。

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王某2答辩称:一、孙怀印与韩维平之间构成义务帮工关系。上诉人已经认可在孙怀印又找到一辆车构成“双车”后,未再明确拒绝孙怀印帮忙,而同意了孙怀印来给自己帮忙的事实。事实上孙怀印确实也参与了帮工活动,无论是接亲,还是帮忙将客人带到饭店,以及后来再从饭店将客人送走,孙怀印的行为均是在帮助上诉人完成其应尽的义务,孙怀印付出的劳动对上诉人也是具有价值的,至于接送客人,与具体接送的男方客人还是女方客人无关,即便是男方客人,按照风俗习惯,“主家”在客人没有车辆无法回去的时候,也有义务安排人员将客人送回家。孙怀印主动接亲并接送客人的行为,对上诉人来说就是一种无偿提供劳务的行为。帮工本身就是一种民间互助方式,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行为。因此,孙怀印与韩维平之间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孙怀印作为帮工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证驾驶且肇事后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应认定为重大过失,应与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且刑事案件中放弃对孙怀印部分份额的诉请也不必然构成对上诉人的放弃。在审理孙怀印交通肇事一案中,答辩人经与一审法院刑庭沟通,一审法院刑庭认为本案审理的是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而上诉人是由于孙怀印给其无偿帮工而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无法一起审理,因此在调解中,关于孙怀印应当承担的份额,答辩人与孙怀印作出了调解,但明确注明仅是对孙怀印表示谅解,不再要求孙怀印承担其应承担的其他份额责任,而在答辩人要求将继续有权追究韩维平责任的内容添加上时,一审法院以韩维平非本案当事人没法添加他为由,未让答辩人在调解书中注明。答辩人实际损失高达975499.5元,而孙怀印仅赔偿了280000元,而且声称如果不谅解,该28万元也不支付,王某3作为一家之主,答辩人非老即弱,因王某3治疗光医疗费就高达53万元,答辩人不得不东拼西凑到处借钱给其治疗,现王某3最终医治无效死亡,偿还债务重担最终落到答辩人身上,答辩人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接受与孙怀印的调解,但自始至终未表示放弃对上诉人的索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答辩人有权利选择孙怀印或者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拿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的是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也即是指上诉人对孙怀印份额内未承担的部分不再承担连带责任,而非对其自身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孙怀印与上诉人之间过错程度及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酌情确定上诉人承担15%的赔偿责任,完全有理有据。针对精神损失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明确规定,因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确定赔偿责任。因此,答辩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失费。

王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王某2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724732元。诉讼过程中,原告主张其总损失为:医疗费530417元、护理费19189.5元、死亡赔偿金30230元、丧葬费34652.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王玉龙41368元+王某156881元+王某25688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1051749元,扣除孙怀印已经赔偿的280000元,请求判令被告赔偿77174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韩维平与孙怀印系同学关系,孙怀印盖房子时韩维平曾前去帮忙。2017年5月1日,韩维平的孩子结婚,孙怀印自愿开车前去帮忙。到韩维平家中后,孙怀印提出用自己的车辆去接亲,韩维平表示车辆已经找够了,拒绝了孙怀印的请求。孙怀印执意又找了一辆车,凑成“双车”,随同前去观城镇女方家中接客人。举行婚礼后,孙怀印用自己的车将客人从韩维家中送至婚宴饭店,吃完饭后,孙怀印又用自己的车辆将女方客人送回家中。孙怀印在刑事庭审中称,送客人去饭店及在饭店吃完饭后送客人回观城均没有人安排自己,是自己主动让客人上的车。

当天下午14时40分许,孙怀印在送女方客人回家的路上,驾驶鲁P×××××号小型轿车,自东向西行驶至省道260线101KM+800M(莘县蒋店路口)处时,与沿省道260线自北向南行驶的原告亲属王某3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致王某3受伤。案发后,孙怀印弃车逃逸。经交警部门认定,孙怀印违反停车让行标志、肇事后逃逸、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3不承担事故责任。

王某3受伤后,在莘县第三人民医院急诊检查后随即被送往聊城市脑科医院治疗,入住该院ICU科。经诊断伤情为:1.脑疝;2.脑挫裂伤;3.硬膜下血肿;4.硬膜外血肿;5.蛛网膜下腔出血;6.气颅;7.颅底骨折;8.脑脊液鼻漏;9.肺挫伤;10.骨盆骨折。共住院治疗18天,期间住院花费113767.73元,门诊花费960元,另因在聊城市福康后勤服务有限公司雇佣护工花费2310元。于2017年5月19日出院,当日,转院至聊城市人民医院继续治疗,入住该院ICU科。共住院治疗3天,花费医疗费33061.26元。于2017年5月22日出院,当日,通过济南市急救中心显微外科医院分中心转院至山东省立医院治疗,花费转院费1950元。2017年5月22日至23日,王某3在山东省立医院门诊治疗花费4856.5元。5月24日,又通过济南市急救中心槐荫医院分中心转院至山东省立医院东院住院治疗,花费转院费240元。当日15时38分王某3入住山东省立医院东院重症医学科,诊断病情为:1.双肺挫伤;2.多发外伤(1.重型颅脑损伤、右侧颅骨去骨瓣减压术后2.蛛网膜下腔出血3.脑挫裂伤4.左侧硬膜下积液)2.右肩胛骨骨折3.鼻旁窦积血4.左侧胫腓骨骨折5.左侧髋关节脱位)。共住院治疗24天,期间住院花费186047.39元,门诊花费1414.19元。另在济南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经三路分公司购买注射用达托霉素花费15800元。于2017年6月17日出院,当日再行入住山东省立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14天,花费医疗费127979元,另门诊花费150.8元。因病情无明显疗效,于2017年7月1日出院。当日转院至泰山医学院鲁西医院维持治疗,住院37天,花费医疗费38183.06元。住院期间,另在聊城市人民医院门诊购买药品花费6017.52元。因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于2017年8月6日出院转入莘县柿子园镇卫生院维持生命。2017年8月30日2时50分,王某3因抢救无效死亡。

2017年7月14日,莘县人民检察院以孙怀印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原告对孙怀印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审理期间,原告和孙怀印于2017年12月27日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被告人孙怀印一次性赔偿王某3方(即本案五原告)因王某3受伤、死亡产生的物质损失共计280000元;赔偿后,孙怀印就本次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终结;因王某3死亡,王某3方作为权利继承人自愿撤回并不再提起对孙怀印的附带民事诉讼”。孙怀印已将280000元赔偿完毕,2017年12月27日法院作出(2017)鲁1522刑初186号刑事判决书,以孙怀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018年5月,原告以孙怀印系为韩维平提供帮工为由将韩维平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另查明:孙怀印驾驶的鲁P×××××号小型轿车为其本人所有,孙怀印未对车辆投保交强险。原告亲属王某31971年3月2日出生,生前居住地为莘县柿子园镇前赵海村。原告王玉龙系王某3之父,1949年5月17日出生,育有二子一女,王某3系其长子。事发时王玉龙68岁,需扶养年限为12年。原告王某1、王某2系王某3之长女、次女,均于2006年3月24日出生,事发时11岁,需扶养年限为7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二、孙怀印与被告韩维平之间是否形成形成义务帮工关系,本案赔偿责任如何划分;三、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

一、原告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首先,原告因其亲属王某3交通事故一事虽在孙怀印交通肇事罪刑事一案中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但选择的被告仅是直接侵权人孙怀印并未列韩维平为被告,两诉的当事人不同。其次,附带民事诉讼中,原告起诉孙怀印是基于道路交通事故侵权法律关系,而本案中起诉韩维平是基于义务帮工法律关系,两诉诉讼标的不同。最后,原告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虽与孙怀印达和解,并撤回起诉,但根据和解协议第二条,280000元的赔偿数额仅是针对孙怀印本人赔偿责任的终结,而非对事故所有赔偿义务人赔偿责任的终结。综上,原告的起诉未构成重复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二、孙怀印与被告韩维平之间是否形成义务帮工关系,本案赔偿责任如何划分。

民法中的义务帮工是指帮工人自愿、短期、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且被帮工人没有明确拒绝而发生的一种社会关系。帮工关系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帮工关系以被帮工人对帮工人的指挥为条件;其次,帮工人提供的帮工活动应当具有明显的劳务性。帮工关系要求帮工人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并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或提供一定的劳动成果。所谓劳务,指以劳动形式为他人提供某种特殊使用价值的劳动,而由用工方提供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是其重要特征。本案中,首先,被告韩维平的孩子结婚,孙怀印作为同学前去帮忙。虽然一开始孙怀印在提出用自己的车接亲时韩维平予以拒绝,但在孙怀印又找到一辆车凑成“双车”时,韩维平未再明确拒绝,说明其接受了孙怀印开车为其子结婚帮忙的行为,因此韩维平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帮工关系中的明确拒绝。其次,从孙怀印在结婚过程中的行为看,其先是参与了去女方家中接亲,后又将客人从韩维平家中送至婚宴饭店,然后在吃完饭后又送客人回女方家中。依据本地结婚习俗,女方客人的接送事宜,男方必然在事前对车辆、人员作出详细安排并有专人负责。

并且孙怀印参与了接送女方娘家客人的整个过程,因此孙怀印帮忙接送女方客人的行为,韩维平是明知和默许的,是受韩维平指挥和安排的。最后,孙怀印开车接送女方客人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系由结婚的“主家”韩维平提供的,并且孙怀印付出的劳动对于韩维平来说具有使用价值,给其带来了收益。孙怀印的帮工活动具有劳务性。综上,孙怀印依照当地风俗习惯为韩维平的儿子结婚开车接送客人,是为韩维平无偿提供劳务的行为,孙怀印是帮工人,韩维平既是帮工人又是受益人,双方形成了义务帮工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孙怀印作为帮工人在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应认定为存在重大过失,与被帮工人韩维平系法律规定的连带责任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份额的连带责任,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本案中,原告有权选择帮工人孙怀印或被帮工人韩维平其中一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选择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原告在孙怀印交通肇事罪刑事一案中已与其达成和解协议,在孙怀印赔偿280000元后放弃了其在本案交通事故中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并且经法院释明,原告当庭表示与孙怀印的赔偿已经了结,不再起诉孙怀印。故,本案中可以仅就被告韩维平应承担的责任份额进行审理。

关于被告韩维平应承担的责任份额,原告认为韩维平应就其全部损失中孙怀印未能赔偿的部分进行赔偿;被告认为即便存在义务帮工关系,原告对孙怀印赔偿责任的放弃应视为对被告韩维平的放弃。法院认为,连带债务人内部属于按份之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与孙怀印达成和解协议的行为即表明原告已通过合同的方式免除了孙怀印在本案诉讼中依法所应承担的赔偿份额,故本案中应当根据孙怀印与韩维平的责任大小,在孙怀印所应承担的赔偿额度的基础上确定韩维平承担剩余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帮工人孙怀印违反停车让行标志、肇事后逃逸、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被帮工人韩维平作为婚礼的组织者,对接送客人负有组织、管理的义务,其对孙怀印不具有驾驶资格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本院酌情确定韩维平承担15%的赔偿责任。

另因涉案事故为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进行处理,即原告的损失先由孙怀印驾驶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侵权人按照过错赔偿。根据公安机关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孙怀印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孙怀印应在交强险之外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又因孙怀印作为车辆所有人未对其车辆投保交强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孙怀印应替代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无过错赔偿。

三、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

1.医疗费。原告在医疗费项目中提交的济南市急救中心显微外科医院分中心的收款票据显示为急救车费1950元,时间与住院病历及医药费单据相吻合,系转院过程中产生的合理医疗费用,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告提交的王某3的住院病历、住院结算单、门诊收据及其他购买药品的正规发票,医疗费依法确定为530417元。

2.护理费。原告在护理费项目中提交的聊城复康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收据非正规发票,且未对2310元的护工费用的开支作出合理说明,对该费用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未提交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的明确意见,住院期间的护理人员应按照1人计算。护理费依法计算为121天(住院天数)×69.75元/天/人×1人=8440元。

3.死亡赔偿金。15118元(2017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年=302360元

4.丧葬费。69305元(2017年山东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34652.5元。

5.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对王某1、王欣莹的扶养年限计算有误,且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依法应予调整。根据各被扶养人的年龄及其他扶养人的人数,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计算为:10342元/年(2017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7年+10342元/年×(12-7)年÷3=89630元。

6.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具有法律依据。孙怀印的侵权行为致原告亲属死亡且孙怀印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数额适当,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的损失为:医疗费530417元、护理费8440元、死亡赔偿金302360元、丧葬费34652.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96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975499.5元。首先由孙怀印在交强险医疗费用及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120000元,剩余855499.5元,由韩维平按照15%责任份额赔偿128325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韩维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王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萌、王欣莹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8325元;驳回原告王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萌、王欣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18元,减半收取计5759元,由原告王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萌、王欣莹负担4802元,被告韩维平负担957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韩维平与孙怀印之间是否构成义务帮工关系。2.在被上诉人与孙怀印已达成调解协议的前提下,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15%的赔偿责任是否恰当。3.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予赔偿。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孙怀印系为韩维平接送客人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现韩维平没有证据证实已经明确拒绝孙怀印的帮工行为,应为孙怀印在帮工过程中造成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孙怀印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赔偿协议仅系两方对孙怀印应赔偿部分的合意,未涉及对整体赔偿责任的评价,孙怀印的赔偿数额也未超出被上诉人的损失总额,一审根据上诉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其在连带责任中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对第三个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之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孙怀印因本案交通事故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并受到刑事处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

王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萌、王欣莹的损失为:医疗费530417元、护理费8440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91990元、丧葬费34652.5元,共计965499.5元。首先由孙怀印在交强险医疗费用及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120000元,剩余845499.5元,由韩维平按照15%责任份额赔偿126825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2民初24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民初24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韩维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被上诉人王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萌、王欣莹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2682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18元,减半收取计5759元,由被上诉人王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萌、王欣莹负担4852元,上诉人韩维平负担9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67元,由被上诉人王玉龙、张爱荣、王鑫洋王某1萌、王欣莹负担50元,上诉人韩维平负担281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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